2017年2月至2018年11月7日，張某等人在無印刷許可證、未有授權委托書的情況下印刷中小學學生用書。案發后共查獲教輔書5.37萬冊，價值114.16萬元，另查獲盜版圖書7405冊，價值6.24萬元。黃某等人明知系非法印刷的教輔書，仍大量購買并銷售。

　　首先，黃某等人行為符合刑法第218條“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本法第217條規定的侵權復制品”的法律規定，構成銷售侵權復制品罪。

　　其次，銷售侵權復制品罪應當優先適用。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分別由刑法第217條、第218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罪系對著作權保護的一般規定，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系對著作權保護的特別規定，在法律適用時堅持特別法律規定優先適用，認定銷售侵權復制品罪。

　　再次，如認定侵犯著作權罪會產生明顯法律適用爭議。如前所述，如將該類情形一律以侵犯著作權罪入刑，那么刑法第218條的規定幾乎沒有適用余地，這有違該罪名的立法本意。

　　首先，黃某等人行為符合刑法第217條的法律規定，即“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一是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發行權，即以出售或者贈與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復制件的權利”，即本案的銷售行為符合知識產權法律規定的“發行”概念；二是2011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發行，包括總發行、批發、零售、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以及出租、展銷等活動。非法出版、復制、發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權構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即本案的銷售行為符合刑事法律規定的“發行”概念。

　　其次，“兩高”的解讀意見及最高法公布的指導案例，認為此類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一是“兩高”在解讀《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時專門指出，“發行行為的六種表現形式：總發行、批發、零售、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出租、展銷等”，即單獨的零售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編制的《刑事審判參考》刊登的679號凌永超侵犯著作權案、680號張順等人侵犯著作權案，均將被告人銷售盜版光碟、盜版書籍的行為認定為侵犯著作權罪。

　　再次，相關司法解釋對認定侵犯著作權罪作出了指引性規定。一是2007年“兩高”《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條規定，非法出版、復制、發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權構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二是2011年《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非法出版、復制、發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權構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

　　黃某等人明知系盜版書籍仍大量購買并銷售的行為，按照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已經構成了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想象競合。之所以傾向于認定侵犯著作權罪，一方面考慮“兩高”對具體構罪要素的解讀所帶來的司法指向；另一方面出于目前對我國知識產權更大力度的刑事保護，以及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更嚴厲懲處。即明知系侵權復制品而予以銷售的行為，一般應適用刑法第217條的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童裝鞋子衣服批發尾貨圖片，不以銷售侵權復制品罪論處。對于銷售著作權屬不明確的侵權復制品，如《刑事審判參考》680號舉例的《十七大報告》等，則可以銷售侵權復制品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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