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大童裝尾貨批發基地
前段時間,“揭秘市場有多便宜”“廣州的衣服50元買三件”的熱搜詞條,狠狠讓一眾外地人開了眼界。個位數的衣服褲子,二三十元的包包,錢在廣東,居然還是這么值錢。
讓博主們感慨的掃貨天堂,實際上是廣東的服裝批發市場。同零售業相比,批發市場價低再正常不過,畢竟它少了一道中間商賺差價,走貨量又大,只圖個“薄利多銷”。
不過,批發市場雖常見,像廣東這樣批發市場極其密集的地方卻不多見。廣州就是典型代表,據南方財經報道,廣州現有紡織服裝專業市場約在190家左右,居全國之首[1]。
別的地方,跑遍全城可能就一家規模化的批發市場,但對地道老廣來說,熱搜上的批發市場,保不準家門口就有。
不光是數目繁多,廣東的服裝批發市場,甚至地理位置優越,多位于城市中心,形成了商圈式的聚集效應。
它位于廣州荔灣區,以新中國大廈、誠大時裝廣場和紅遍天大廈為龍頭,短短400米的路上坐落著幾十家商城,商戶總數超過6000家[2] 。
從地理空間看,廣州的服裝批發市場,高度集中在于越秀、荔灣、白云、海珠、天河五個中心城區。經營規模排前60的紡織服裝專業批發市場,經營面積合計約440萬平米,占全市總和的九成[3] ,差不多有6個故宮那么大。
不同的服裝批發市場,還有自己的細分賽道。像廣州十三行商圈以一手工廠貨源為優勢,沙河商圈主做電商供應,流花礦泉商圈定位中高端服裝。
迷倒眾人的“2元褲子、5元T恤”,則主要集中在廣州慶豐地區,如石井慶豐紡織城批發市場。因為主要做尾貨批發,價格格外便宜。
除了廣州,東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也都是批發市場大戶。深圳的南油服裝批發市場,是外貿服飾最大批發市場之一;東莞虎門的富民服裝城,素有“中國鄉鎮第一號時裝批發商”之譽,影響力網絡悄悄遍布大江南北。
可以說,來了廣東的批發市場,無論你是想做小鎮潮人還是歐美小留,總有一款價廉物美的衣服能合你心意。
目前來說,廣東省擁有內衣、童裝、女裝、牛仔裝、羊毛衫等20余個服裝產業集群,基本覆蓋了日常衣物的全部種類。
此外,廣東還擁有2個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市,5個紡織產業特色名城,和18個紡織產業特色名鎮[4]。
這些產業集群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和粵東地區,其中,廣州有著全國第一大布匹市場群和服裝市場群,涉及服裝及關聯企業近5萬家,服裝品牌商標超7000個,銷售額約占全國10%[5]。
實際上,囿于多雨炎熱的氣候,廣東發展棉紡產業并不具備“地利”。但作為受社會經濟條件影響更大的輕工業類型,廣東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真正答案,在政策的“天時”。細看廣東服裝產業史,堪稱一部縮小的改革開放史。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省紡織品總產值在國內的排名尚在14位左右[6]。但牢牢抓住了香港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大幅度向內地投資機會的廣東,乘著“三來一補,前店后廠”的政策東風,十五年后的紡織品總產值已經進入全國前三,服裝總產量更是位于全國第一[7]。
到了90年代,珠三角地區又踩中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機遇,區域商貿發展如火如荼。工廠與市場的蓬勃發展,讓一句“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成為無數人心中的財富密碼。
“來了就是廣東人”,在戶籍及人口流動政策松綁后,大批量外來流動人口來到廣東,尋找財富與機遇。
1980年,遷入廣東的人口數約106萬,低于山東、江蘇等地[8];而到了2008年,廣東吸納的外來人口達到了4500萬,是山東、江蘇的近3倍[9]。
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服裝加工產業容納了大批人口就業。而低廉、豐富的勞動力,又反哺了廣東服裝產業的發展。
珠三角的很多布匹市場和服裝作坊加工集群,前身都是本地村民的自有住宅[10]。城中村租金低廉、工商管理政策松弛,極大降低了生產成本,也讓廣東的服裝生產呈現出“小單快反”的區域特色,能夠靈活應對市場變化,減少庫存積壓。
康樂村就是個中典型代表。它距離廣州中大市場步行僅十分鐘距離,是廣東最重要的制衣工廠集群之一。
一篇發表在《城市問題》期刊的論文提到,康樂村制衣廠分布范圍極廣,甚至會以“垂直工廠”的形式“上樓”。僅有42.65%的企業租賃用地為廠房性質,有50.94%的企業用地實際為住宅[11]。
同一團隊的調查還表明,2008年時,康樂村內近萬家企業都并未進行工商登記注冊。這意味著,它們可以自由變更經營內容和地點,及時應對市場需求[12]。
南方都市報曾報道,貿易商在廣東布匹市場挑選布料后下單,不出24小時就能拿到一批成衣,發往全國乃至全球[13]。
但興衰常常相倚。勞動密集、產業集聚的特色,既成就了廣東的紡織服貿產業,也給它的產業轉型升級,帶來了現實的困境。
廣東省曾在發展紡織產業的計劃文件中提到,廣東現代輕工紡織產業的創新能力不強,企業規模偏小,協同發展能力弱,產業的結構布局待優化[14]。
近五年,廣東省紡織服裝類工業產品生產總值整體呈下降趨勢,服裝產量從2018年的48.85億件,下降到2022年的35.20億件[15][16]。
更現實的危機是,隨著電商模式的沖擊,國內的商貿流通環節更趨透明和扁平化,靠價格和量取勝的廣東專業批發市場,也開始感到力不從心。
如何將批發模式下的“海量”轉為產業升級后的“質量”,成為了廣東服裝專業市場發展必須回答的問題。
以中大市場為例,過去十來年里,廣州曾數次考慮要將中大市場進行“騰籠換鳥”,在原地進行產業升級改造,但因根基深厚,牽連千絲萬縷,實際執行并不容易。
2018年,中大附近的鷺江、康樂兩村被列入廣州市舊城改造計劃,并在第二年確認意向,但這一方案最后在一片反對聲音中被擱置。
當時,有中山大學學者指出,“假設馬上簡單整體搬遷,可能造成對全行業動搖根基性的影響”,只能是“樹挪死”[17]。
到2022年,廣州再度推動中大市場搬遷時,則選擇了拆分的方式。商貿部分仍然留在中大商圈,服裝制造環節則轉移到廣清經濟特別合作區,以推動“廣州總部+清遠制造”的合作。
至于其發展結果,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證明。今年5月17日才剛剛批復的康鷺片區舊改計劃,據廣州日報,預計需要花十年時間來完成整個片區的改造[18]。
時任廣州國際輕紡交易園執行總經理楊志雄曾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采訪時提到,城中村制衣的模式有其臨界點,隨著熟練工用工成本的上漲,一旦超過研發成本,商家就會轉向智能制造。
并且浙江最大童裝尾貨批發基地,機器出品的品控很可能更具優勢[12]。近年來城中村的小型制衣廠頻現“招工難”,側面印證了他的判斷。
杭州的阿里巴巴犀牛工廠率先把所有業務全面上云,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數字化轉型示范的“燈塔工廠”之一,也是全球服裝業首個得此評價的服裝工廠[19]。
也許,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面前,唯一可以給廣東底氣的是,當年成就廣東服貿產業騰飛神話的“頭啖湯”精神,和老廣平靚正的生存之道,永遠會在市場中擁有一席之地。
[3] 任興洲, 郭馨梅, 李英, & 黎偉深. (2020). 20世紀80年代~2019廣州專業市場轉型升級研究——以紡織服裝專業市場為例. 張躍國, 劉晨輝, 楊再高, 魏敏, 何江, & 魏穎, 廣州國際商貿中心發展報告(pp.190-204).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 (2022). 關于確認江蘇省江陰市等193個地區為紡織產業集群試點地區的決定.
[10] 袁奇峰, 梁小薇, & 盧芳. (2016). 外來從業人員對商貿型城中村的再領域化——以廣州市康樂村為例. 城市問題(11), 42-46, &76.
[11] 夏麗麗, 趙耀龍, 歐陽軍, & 劉望保. (2013). 城中村制造業集聚的基本特征及社會效應分析——以廣州市康樂村為例. 城市問題(07), 96-102.
[12] 夏麗麗, 趙耀龍, 歐陽軍, & 劉望保. (2012). 城中村制造業空間集聚研究——以廣州康樂村服裝生產企業為例. 地理研究(07), 1294-1304.
[14] 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 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廣東省商務廳, &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2020).《廣東省發展現代輕工紡織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行動計劃(2021—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