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

　　這首由我國音樂家聶耳創作的《賣報歌》已經傳唱近一個世紀，雖然只有簡短的三部分歌詞，但其中蘊含著報童賣報的流動性、叫賣的聽覺呈現、報童的階級性等多重內涵。早在1872年，為與《上海新報》爭奪市場，《申報》就開始雇傭報童沿街叫賣報紙（方漢奇，2002：67）。20世紀上半葉，報童在我國城市報刊發行、售賣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Vincent DiGirolamo（2019）曾從史學視角，審視了美國報童的社會意義，認為其長期以來扮演著經濟和文化的雙重象征角色。Karen M. Staller（2020）則聚焦紐約的報童，講述其社會生活的故事，進而審視美國的社會工作、兒童福利。從中國到西方，世界各地的報童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奮斗、英勇、向上的象征，擁有深入人心的媒介形象，具有鮮明的共識性符號特征和社會影響力。但大眾對于報童的認知卻往往停留在歌謠、電影等文藝作品中，忽視了報童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報童是怎樣產生的？報童群體是怎樣形成的？報童擁有怎樣的社會角色、具有怎樣的社會意義、如何參與社會的整體運行之中？本文立足報童十分繁盛的民國時期，結合報刊、回憶錄等史料考察報童的出現背景、工作情況、文化傳承，對上述問題嘗試展開探索。

　　報童出現的因素是多樣的，既包含時代所賦予的歷時性因素，也蘊含著所處空間形成的角色作用機制，這些共同構建了報童的產生必要性，催生了報販市場的繁榮。而當這些因素逐步減弱，報童數量便銳減，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流動人口對低門檻工作的需求（李楠，2019）和大眾在戰亂時局對輿論的關注成為報童產生的背景，也是促成報童出現的時代性因素。這一時期連續不斷的歷史事件、戰爭沖突引發了時局動蕩。各類社會信息的變動異常迅速且與民眾生活、安全息息相關，信息的時效性價值陡然提升。加之20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等社會思潮使得西方價值觀如潮水般涌來，不斷促進大眾的文化覺醒，大眾對于信息的渴求越發強烈，也希望獲得更具公信力的信息（如報刊）。戰爭更造成經濟蕭條、流浪人口和失業人口增多，教育事業受到嚴重打擊，街頭出現許多無家可歸、無學可上的兒童。報童的出現恰逢其時，報童崗位既可以為流浪兒童提供生活來源、緩和社會不穩定因素，也讓大眾更易獲得每日報紙和新聞信息，滿足及時了解社會局勢的愿望，提升戰亂中的個體安全感。

　　基礎設施迅速發展形成的都市結構變化與報刊發行繁榮、報業競爭加劇造成的商業刺激是報童興起的空間因素。隨著各大報刊的銷售競爭越發激烈，雇傭熟知城市地理環境的報童更精準地完成報紙售賣，成為許多報刊的發行手段，報童應運而生，甚至成為報業之間展開銷量競爭的重要影響因素。政治與空間阻隔也是報童產生的重要因素，報童成為打破空間阻隔、實現信息順利流通的途徑?！缎氯A日報》的報童便產生于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動派對《新華日報》“只準印、不準賣”的封鎖時期，這些報童不屬于派報公會，不受報紙發行壟斷機構管理，由此擴大了《新華日報》的訂戶人數，與群眾加強了聯系（也冬，1986：8-9）。

　　報童是一項具有門檻的職業身份，在招募報童的廣告中，顯示了不同的職業要求。民國時期的主流報紙可分為民營商業報紙、專業報紙和黨報系統（李金銓，2019：220-226），分別體現出商人報、文人報和政黨報的特色，以下分別透過《申報》、《大公報》和《新華日報》等三類報刊的報童招募內容，探索報童招募的要求。

　　上海的《申報》經由史量才管理后獲得良好的效益和銷量，其商業性質與風格決定了對于報童的要求會立足于商業利益考量。在上海這樣一座繁華都市、報館林立的空間場所之中，對報童的要求更偏重能否賣出更多報紙，增強報紙影響力，爭奪銷售市場份額。

　　據此，得益于上海較高的城市化水平、頻繁的人口流動，為了將報紙迅速、準確地賣給所需要的人，報童的招募體現出對于迅速、準確抵達售報地點的行動力要求。報童被認為應該略知英語，工作時長（每日約三小時）、薪酬待遇（每月十元）乃至于升格希望都在招募廣告中寫明（申報，1937）。其關注報童的對外交流能力、工作強度與待遇的接受能力、職業晉升空間，體現出對于報刊更高銷售量的期待。

　　《大公報》在輿論建構層面發揮重要作用、以政論聞名，這使得是否能夠理解每日政論內容、分清新聞主題和焦點，進而在售賣時更切中受眾心理，成為該報對報童的選拔標準。比如《大公報》安東分社的報童招募中，要求報童需在12歲以上，粗識文字，專門負責每日在車站、旅館、街市的零售（大公報·天津，1931a）。在抗戰勝利后的天津地區，受戰爭、社會變動、人口流動、信息需求等因素的影響，對報童的招募要求進一步提高，報童需要具備更多社會經驗、懂時事，招募范圍常常限于男性，年齡一般應在15—18歲之間，學歷在初中1年級至3年級之內，在待遇按提成發放之外還免費每日上課兩小時，報名登記時，須由家長帶領（大公報·天津，1948a）。這種篩選標準使得報童的吆喝聲都以男性為主，聲音清亮、易于傳播。

　　重慶《新華日報》是中共長江局機關報，這就使得其對于報童的招募更偏重思想意識層面的考量?！缎氯A日報》的報童不僅需要參與報紙發行、售賣，報童自身也是受到教育的主體，由此使得報童的招募要求更集中在個人經歷、行為習慣、理想追求等層次。

　　懂紀律、思想覺悟高、體力好、對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新華報童招募的主要標準。當時新華報童一般有三種不同來源：有來自城市貧民、貧苦工人或者其他勞動者的子弟；有來自重慶和江津等地的難童保育院、向往革命隊伍的兒童；也有來自農村地區的貧苦農民子弟，這部分兒童雖然不太熟悉城市生活，但他們思想單純、吃苦耐勞，由此成為報童隊伍的主力軍（章介，1986：29）。

　　梳理上述三報的報童招募要求可見，招募條件與報刊自身發展情況、歷史局勢、報刊所處城市等因素密切相關。報童這一職業由此既具有基礎性的體力勞動性質，也具有思想認識層次的較高要求，體現出報童鮮明的社會階層意識，報童群體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偏向的自我身份建構，參與社會運行。

　　報童的工作環境艱苦且不被人知，日常工作任務主要有三項：售報、送報、貼報。報童每日需完成固定的報紙發行任務，因其兒童的身份，這項任務的完成又呈現出許多個性特征，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斗爭屬性，這使報童的生活、工作變得越發復雜。

　　《大公報》曾刊登長文詳細闡述了天津報童的日常生活：報童每天清早就要去領報，領報之后各自去叫賣。由于缺少良好的生活條件，他們大多衣衫襤褸，營養不足，瘦小可憐。他們的父母常因為生活的艱難，性情暴戾甚至打罵孩子，處境十分艱苦（菁如寄，1933a）。報童不僅沒有較好的生活環境，工作環境也很惡劣。他們的賣報行為常被視為低層次的勞動，受到排斥。報童為了成功售賣報紙，有時背誦些報紙上的大題目并叫喊，甚至跳上馳過的電車去賣，電車售票生對此厭煩，常將他們推下去，然而他們常憑借敏捷的身手，巧妙落下，并且再向車上跳（菁如寄，1933a）。報童地位之卑微、工作之艱辛可見一斑。

　　在上海，《申報》為報童準備了藍士林布背心，前面兩只口袋上有黃色的“報童”字樣，背面寫著“申報館贈”。《新聞報》還送給他們每人一只報袋，這也為《申報》、《新聞報》做了廣告（肖舟，2004：10）。報童常被視為與碼頭工、排字工人、黃包車夫等職業同類的社會最基本的下層工作者（黃嘉音，1940a）。許多管制人員認為報童常攔車強賣報紙或強索金錢，妨礙了交通，危險性很大，故做出取締的決定（大公報·上海，1947a）。報童有時因攔路哀求、連拖帶拉地要求別人買報，被認為有礙交通，警局常要抓幾個報童處罰（大公報·上海，1948a）。報童們有時也會集合自己微薄的力量關心國家戰爭局勢，如上海報童曾向申報館請求，希望轉交自己積攢的金錢支援前線抗戰軍餉，并希望寫給申報館的信刊登在《申報》上，鼓勵大家貢獻自己的力量，號召大家節衣縮食為前線貢獻力量或者救濟難民（沈毅，1932：44-45）。

　　在重慶，對《新華日報》而言，早期的報童是有別于報丁的稱呼，報丁拿津貼，負責給《新華日報》訂戶送報紙，報童是專門零售《新華日報》的；報丁和干部佩戴鐵質長方形《新華日報》證章，報童戴布質寫有自己姓名的胸章。報童隊伍的建立讓《新華日報》發行量大大增加，后來報童和報丁的工作任務漸趨一致（羅戈東，1986：18-20）。新華報童的家分在兩處，化龍橋虎頭巖和市中心區民生路二零八號營業部（后搬至純陽洞、星廬）（劉兵，金祥明，1986：34）。報童年齡約為十二三歲，沒有津貼，提供吃住，收入來自于賣報，一半的錢歸自己所有，賣的越多收入越多，報館也會提供雨傘、草鞋等日用品（左明德，1989）。在重慶報館，《新華日報》的報童擁有了家，可以過上比較好的生活，并肩負著重要的使命。

　　在街頭吆喝新聞、叫賣報紙的報童是大眾認知中的報童形象。為了追求報紙的銷量，報童會修飾叫賣語言，將報刊信息進行特征化呈現，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并形成報童的吆喝特色。

　　為了擴大銷量、獲取更多利潤，報童會夸大新聞元素進行吆喝。在天津，報童會通過吆喝強化新聞人物的性別特色讓大眾產生好奇，一些報童有時吆喝“女招待的新聞呀”、“女學生出亂子啦”、“大姑娘跟著人跑啦”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菁如寄，1933a）。也因此，“女店員”這個名詞常在大眾的腦海中印刻上不體面的職業形象特征（菁如寄，1933b）。報童吆喝的內容、方式較易被人利用，滋生造謠的隱患，教唆者會被以毀人名譽、觸犯誹謗法而訴訟（大公報·天津，1947b）。

　　報童常因為政治因素、躲避攔截進行巧妙吆喝，完成送報任務。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報童學校地下黨支部組織成立了“報童近衛軍”，從事地下革命活動，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4月，為了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報童近衛軍”的孩子們以賣報、送報為掩護，向市民派發傳單《告上海市民書》。為了順利發放傳單，大家約定如果情況正常就喊“大公報要伐？”，如果碰到緊急情況就吆喝“老申報！老申報！”，由此巧妙地躲開反動軍警的巡查，順利完成任務，為解放上海貢獻了力量（上海黃浦，2021）。在重慶，新華報童為了更順利地賣出《新華日報》，他們在賣報的吆喝聲中巧妙混合兩家報紙的名字，甚至連在一起吆喝：“新華—掃蕩—中央！”（蔣維芳，1986：85），這不僅掩蓋了《新華日報》的吆喝，也表達了對于另外兩家報紙的痛恨，呈現出吆喝聲中的隱喻。

　　由此可見，報童的吆喝成為一種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介紹手段，引發大眾對該日新聞重要性的關注與認知。報童在售報中作為整體流動售報的一環，其叫賣報紙的過程、傳播信息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進行話語修飾的過程，充溢著各種吆喝技巧促成報紙的售賣，形成路人對新聞的共同關注，進而催生購買行為，讓新聞與大眾的銜接突破了紙質媒介的限制，讓新聞成為具有口語化傳播的信息流動經驗。

　　送報是指報童將報紙送到廣大工友、職員等訂戶手里。送報任務表面上看起來并不困難，但在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下，卻成為十分困難但又要緊的任務。在上?！肮聧u”環境下，為了將地下黨領導出版的《上海周刊》專送給進步讀者，潘世敏、蔣凱、傅樹華等人興辦了“報童書報服務社”，組織報童在送報時用《中華日報》夾《上海周刊》，以躲避日軍的檢查，從而成功通過哨崗，將刊物送達（肖舟，2004：11）。

　　在重慶，新華日報社為了克服由于國民黨封鎖訂戶不斷下降的困難，摸索出鞏固老訂戶、依靠老訂戶發展新訂戶、擴大零售、對社會上的報販開展教育等措施，以擴大《新華日報》銷量（段一芳，1986：121-122）。有的報童設法弄到國民黨的大信封，裝好《新華日報》寄給讀者，或者將《新華日報》卷到《中央日報》、《掃蕩報》里面寄出（也冬，1986：10）。還有報童為了沖破國民黨的封鎖，將折成小方塊的報紙趁著人流外涌的時機塞給用戶；或者裝進香煙盒、藥瓶中，由商店、診所、攤販的骨干讀者幫助轉交；甚至把報紙放在樹洞、墳地等隱蔽角落，讓讀者自行領?。▌⒈?，金祥明，1983：64-65）。有的報童還借用其他報差的提包裝《新華日報》，努力與其他報販拉關系請求代送，或假意到商店買貨時隱蔽送報（鄭吉安，1986：90）。

　　新華報童會在送報的過程中講授革命道理，向工人、職員、學生口頭宣傳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紀興平，1986：60）。新華報童還承擔著保護讀者的重要任務。國民黨常常迫害《新華日報》的讀者，輕則扣薪、不賣平價米，重則開除甚至關進集中營，報童不僅要與讀者約好秘密的取報地點，并小心填寫讀者的訂報收據，地址填為代號、名字更換成假名，還要妥善保管收據，不能落入特務手里（劉兵，金祥明，1983：125）。報童不僅采取靈活的訂報辦法方便讀者訂報（隨時訂閱、零售送到、暫時停送等），而且在送報時盡力保護讀者，如報童在到達讀者交報地址之前就要甩掉職業特務的跟蹤，存放報紙時要將報紙壓在石頭下面，身上不能攜帶訂戶的姓名住址和訂閱起止日期（段一芳，1986：122-123）。

　　貼報是指報紙的張貼工作。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重慶，許多街頭都專門開辟了官方指定的貼報欄，讀者每天在上面了解國內外大事，大眾在排列整齊、立場不同的報紙中逐步產生對于各類事件的理解。借助貼報欄，報童突破反動派的封鎖，讓《新華日報》成功地與大眾讀者見面，發揮輿論的建構作用（劉兵，金祥明，1983：25-26）。《新華日報》除了在街頭貼報欄張貼，還在清晨被攜帶至重大等大學宿舍、飯廳的墻壁上張貼，以及用石頭壓在各條道路的要點、各校宿舍的門首，發行量增加了很多（重慶市檔案館編匯科，1986：155）。在重慶的近郊農村地區，報童負責執行《新華日報》的送達任務，他們沿途叫賣張貼，報紙的影響力、銷售量頗增（重慶市檔案館編匯科，1986：153）。

　　當報童數量由少至多、漸成氣候，圍繞報童展開的系統性培養形成需求。報童受教育較少，培訓不僅要滿足就職的要求，也兼具提升素養之目標，這里的培養就不能流于零散化，更具完備性的報童學校由此興起。

　　上海報童學校的教育方針是依據陶行知的教育主張制定的，即“賣報兒童工學團”，這里的“賣報”是報童們的“工”，讀書識字、懂得抗日救國和苦孩子解放的意義是他們的“學”，組織起來不受侮辱是他們的“團”（朱澤甫，2004：3-4）。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日軍入侵上海，眾多難民涌入租界，教育家陳鶴琴積極投入難民教育，并發起成立兒童保育會、報童學校、報販成人班，編寫課本與通俗讀物提升難民文化水平，對當時的難民救助做出了重要貢獻（李新，2011：261-262）。1938年6月7日起，十所報童學校在上海陸續建立，招收學生共計四百余人。陳鶴琴等幾位教育家在9月25日新大沽路上海女子大學舉行的聯合開學禮上講道：“報童應受教育”，“報童應有高尚人格”，“報童是文化的接線生”，將報童得到受教育的機會視為報童之福、社會和文化事業之福，對報童學校的創辦寄予厚望（蔭庭，1938a）。報童學校的籌辦獲得了申報館的每月經費、報童馬甲與冬帽的補助，以及來自中華醫學會健康顧問的支持，包括為報童檢查體格、征募魚肝油改善健康等（申報，1938b）。

　　報童學校以“養成健全之報販、健全之國民”為目標（申報，1939a）。在十家報童學校中，學生人數最少的有31人，最多的有58人，開學時間從6月上旬至9月下旬不等，上課時間多集中于下午和晚上（教育雜志，1938）。報童學校十分注意對報童家庭的深入關切，在家庭訪問中對報童的家庭職業及經濟狀況、報童在家的進修情況、家長對報童的希望、家長對學校的意見進行收集（上海兒童保育會，1939：16）。學校通過家庭訪問認識到報童存在截留售報所得進行賭博、吃零食等任意揮霍行為，警示要關注報童的個人理財，鼓勵其節約儲蓄、自力更生，為將來的個人發展做準備（上海兒童保育會，1939：2）。報童學校修讀一年即可畢業，按照陳鶴琴先生的期許，報童畢業后可識字一千，能唱歌、演戲、講故事，在《良友畫報》對報童學校圖文并茂的報道中，報童被寄予厚望，預計在即將招生的兩千人中，有望產生“中國愛迪生”（張洪，1939）。

　　報童學校的老師十分年輕，均在20—29歲之間（上海兒童保育會，1939：11-13）。他們有一定的津貼待遇，據《報童學校經費預算（1938年11月）》顯示，在教師津貼一項中，校長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師每人每月12元，助理教師每人每月10元。據次年的《報童學校經費預算（1939年4月）》顯示，金額略有上漲，在教師津貼一項中，校長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師每人每月18元，助理教師兼總務每人每月18元（上海兒童保育會，1939：22）。

　　雖然報童學校于1939年被迫停辦，但依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被視為上海本地與街童教育、難民教育、里弄教育等并列的新興教育事業（申報·香港，1939b）。在這一時期，慈幼團體上海兒童保育會憑借救濟工作獲得了社會良好的口碑和贊助，其還收容了丐童八十余人并教授技能以供謀生之用（國際勞工通訊，1940）。

　　相比于抗日戰爭時期的報童教育，解放戰爭時期報童學校的課程設置、培養體系都更為成熟、完善。由于戰爭性質的變化，出現了學校之外對于報童個體思想的培養，報童教育承擔著更多的職能，體現出一定的現代價值。

　　1948年，陳鶴琴和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合作創辦“上海市報童學?！?，招收對象為15歲以下的報童，免費入學，報童學校地點由青年會提供，位于四川路分會二樓的大禮堂（兼做乒乓球房）和一間原供下棋、打撲克用的文娛室，面積共約300多平方米；上午為報童學校教室，下午仍為青年會活動場地，陳先生擔任校長，時任該會少年部職員的張家昌主持學校日常工作（施仲華，2004：26）。在具體的課程設置層面，每日上午9時—10時是課外活動時間（乒乓、籃球、舞蹈、歌唱），10時—12時是基本課程（國文、英文、常識、算術、音樂），以各個學生的教育程度區分受教育等級，程度低的去掉英文，另換唱歌和游戲兩個科目（大公報·上海，1949a）。

　　此外，與更系統的報童學校類似，對報童的教育體現在多種形式的思想意識培養中，但培育人、教化人的性質均是相同的。在重慶，“在斗爭實踐中用共產黨員的榜樣力量啟發大家”是《新華日報》思想工作的特點，許多新華報童在接受思想教育中逐漸成長為無畏的革命戰士（章介，1986：30）。發行課的同志每天晚上聽取來自報童的當日匯報，然后介紹抗日戰爭的形勢，進行思想政治的內容講授，總結與反動派斗爭的經驗（劉兵，金祥明，1983：20）。報童還被教寫作文，并組織觀看《北京四十天》、《棠棣之花》、《列寧在一九一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戲劇電影，提升階級覺悟和斗爭精神（戴宗奎，1986：51）。

　　隨著報童學校不斷發展，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使得報童的培養不僅是出于售報的需求，更成為職業的一部分，成為具有一定專業性、思想性的群體。

　　報童在20世紀上半葉的出現體現出鮮明的社會意義，他們出現在不同的地點、時間，服務于不同的報社，變化的是個體的時空背景，但不變的是歷史變遷在個體身上的折射。報童圍繞報刊發行的一系列行為參與社會運行，由此體現出多重的社會意義。

　　在戰爭連綿的烽火歲月中，報童被視為重要信息的化身，更是一種神圣的工作（周銓祥，1938c）。作為亂世的一抹溫暖，報童的溫情猶如暖陽溫暖了那個動蕩的年月，《申報》曾撰文講述報童“信義可風”的故事：

　　前天早晨，南陽橋光裕里六號陳君，在南陽橋轉灣電車站下，向持有報業公會2623報囊的報童購買報紙數份，急于登十七路電車，忘掉新式陽傘一柄。昨晨陳君在原時到原地點，仍向該報童買報，該持有2623報囊之報童不待詢問即申言“君曾遺失陽傘否？昨天我待你多時，不見君來，特為歸藏，今當送回”延吉實體童裝批發城在哪。陳君殊覺亂世有此信義之報童更為感佩（申報，1940b）。

　　報童的吆喝往往清脆嘹亮，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可視為在用聲音遠播的空間因素爭奪獲取信息速度的時間因素，即用高亢嘹亮的吆喝聲打破地理的阻隔，完成信息的傳達。如《大公報》所言：“清晨五點多鐘，曉霧中報童喊出了勝利的第一聲：‘勝利年元旦特刊’，聲音傳遍了整個山城”（大公報·重慶，1941）。奔跑在街頭為大眾提供信息的報童身影、吆喝聲與城市的地理空間，共同構成了獨特的空間文化、聲音景觀。

　　報童更是日常職業群體故事的代言者，甚至登上銀幕，成為電影院卡通片的主題與推銷賣點（大公報·桂林，1942）。報童不僅隱喻都市背景，也代表著所售報紙的立場，因當時的社會治安環境，許多報童時常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新華日報，1941），報童被毒打后有時會獲得來自民眾的捐款慰問（新華日報，1945a），有時帶來關于言論自由的討論（新華日報，1945b），也有時因不公正待遇引發讀者投訴（新華日報，1947），獲得較為強烈的社會反響。

　　報童所傳送的報紙被視為“昨天的歷史與今日的精神食糧”（之默，1947a），報童借助報紙的攜帶成為信息源的化身，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人物：

　　清早的報紙剛一上街，立刻搶購一光。報童們無需沿街叫賣，看報的人自會去找他（大公晚報，1948）。

　　當毛主席朱總司令等抵平的消息傳出后，北平的街頭突然沸騰了，工人、學生、職員以及市民們都興奮地跑來跑去，打聽消息，追著報童搶買號外（人民日報，1949）。

　　本文對民國時期報童的考察，正如開篇《賣報歌》所唱，報童是真正的“賣報小行家”，具有一定的職業性、專業性，對報紙的售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報童的出現更好地發揮了報刊作為大眾傳媒傳遞信息、消除不確定性、建構良好媒介環境的社會功能，更體現出報刊發行在報刊體系構建中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