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王玉梅剛走上工作崗位，母親特意用了40斤全國糧票換布票，給她做了一件咔嘰布列寧裝，一條的確良褲子。

　　國營紡織廠、小型服裝加工作坊、小攤位、國營百貨商店、消費者，幾個“點” 曾經撐起了整個服裝行業。40年過去了，不僅人們的服裝早已脫離了“藍、黑、灰”的單一色調，人們購買服裝的場所也由路邊攤、百貨店發展到批發市場、專賣店、互聯網等更多選擇。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服裝產業不再是幾個簡單的“點”了，而是一條上下游完整的“鏈”。布票換衣、馬路市場興起、批發市場興盛、電子商務席卷，中國服裝市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玉梅說，自己這代人小時候非常盼望過春節，因為只有這時，家里才會給做身新衣服，平時穿的基本上都是哥哥、姐姐的舊衣服。

　　“暗補丁、挖補丁、接補丁、織補丁……”老大穿過的衣服補一補給老二穿，老二穿完補一補再給老三穿，依次輪下去，輪到老幺，一件衣服已經滿是補丁。

　　曾經，做件新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20世紀50年代，國家物資匱乏，產品稀缺，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棉布的統購和統銷。

　　1954年9月15日，布票率先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成為社會生活中第一種工業消費品憑證和短缺經濟的符號。這是當時中國對布匹購銷實行統一管理及保證布匹按計劃供應所采取的一項措施。根據城鄉、城市階層、南北差異等因素，不同居民的定量有所區別，全國平均為20.83尺，相當于定量前的水平。

　　每戶的布票并不是按照人頭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統一安排。當時許多人沒有注意使用期限，拿著布票急匆匆趕到商店，卻被告知布票已過期，只能無奈離開。

　　直到改革開放之后，這一狀態才得以改變。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紡織品產量大幅增長，棉布不再緊缺，從1982年開始，國家陸續對部分紡織品減收或免收布票。1983年11月23日，商業部宣布，從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開供應，通行30年的布票至此退出流通。

　　幾乎是同時，人們對于服裝消費的旺盛需求開始顯現，單調的款式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出現了一批販賣服裝的“倒爺”，他們把各種時髦服裝從廣州等地帶到各處。“工農兵學商，統統賣服裝”，隨著服裝業覺醒，第一批民營服裝企業和服裝專業市場涌現出來。

　　1979年9月，經武漢市人民政府批準，漢正街小商品市場恢復開放。賣針織制品的、賣服裝輔料的、賣鞋帽的、賣箱包的、賣布匹的……當年就有100多名待業青年、社會閑散人員在此經營小商品。至1982年，漢正街小商品個體戶猛增到458戶。

　　因經濟花色品種多、進貨渠道多、商品適銷對路、價格靈活，漢正街小商品市場吸引了大量顧客，在全國影響較大。

　　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的社論，指出：以個體商販為主的經營日用小商品的漢正街市場，把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東、廣西、山西、湖北等13個省市區110多個企業的生產和武漢周圍農村、湖北省鄰省農村的廣大消費者聯系起來，形成一個三類日用工業品下鄉的流通渠道。

　　之后，全國無數個“漢正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了出來，如沈陽沈河區五愛街開始出現馬路市場；柯橋鎮自發形成百米布街，有布攤10余戶從事綢布買賣，翌年發展至200余戶。

　　傳統服裝批發名街——上海七浦路也發端于此時。1979年，七浦路設立綜合小商品市場，在馬路上設攤從事服裝批發，兼營服裝輔料。七浦路當時吸引了大量江浙等地的攤販，后逐步形成了七浦路服裝批發專業市場。

　　20世紀90年代，服裝專業市場是我國紡織服裝行業重要的流通渠道，它既連接著廣大中小微生產企業，又連接著廣大經銷商、消費者，是商品集散中心和信息流轉通道。其四通八達的龐大網絡覆蓋能力，拉動了服裝企業的快速發展。

　　“隨著珠三角服裝工業的發展，一方面開始出現為服裝行業配套提供各種輔料、原材料的市場，另一方面，大規模的服裝生產導致成品在工廠里無法庫存，又一時不知道消費者在哪里，需要地方分銷商和零售商來選購，這時候在華南、華東一些中心城市，以及靠近服裝工業的二三線城市，大量批發市場就發展起來了。”廣東財經大學商貿流通研究院院長王先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作為服裝生產加工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廣州誕生了白馬、紅棉等服裝專業市場，擔負起為全國提供貨源的責任。或因靠近服裝原產地，或因交通便利等因素，杭州四季青服裝、上海七浦路、東莞虎門富民等一批服裝專業市場應運而生。

　　杭州四季青服裝批發市場辦公室主任丁智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因為看重服裝批發市場的前景，1994年企業從運輸隊變身為服裝批發市場，當時市場是一個三層建筑，一樓經營男裝，二樓女裝，三樓童裝。

　　“1998年之前比較平穩，之后是上升階段，2003年達到一個高峰。高峰期日均人流量一般在1萬~1.5萬。” 丁智恩說。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上海七浦路也得到了飛速發展，馬路攤棚被拆除，統一建造了鐵皮、鐵架和卷簾門結構的攤位，市場范圍進一步擴大，向東擴展到天潼路，向北擴展至塘沽路。

　　曾幾何時，服裝企業的產品銷售及國營市場的采購主要依賴于供銷員四處奔波，“供銷科”是最具代表性的名詞。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商品由短缺走向豐富，甚至出現了商品積壓的現象。

　　上海新七浦服裝批發市場企劃部工作人員李峰（化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服裝企業需要靠批發商開拓銷售渠道，同時批發市場的下級經銷商又很分散，集中于二三線城市，服裝批發市場起著紐帶連接的重要作用。

　　李峰回憶，2001年到2006年是七浦路的輝煌期，當時七浦路的熱鬧程度甚至要超過南京路，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客商前來拿貨。江浙甚至安徽、山東等地的服裝經銷商都是七浦路的常客，有媒體曾報道，七浦路區域一年服裝交易額最高曾達到50億元。

　　輝煌時期，對于七浦路的老板們來說，相較于擔心貨賣不出去鄭州童裝地攤棉服批發地址，他們更擔心的是拿不到貨。跑廠家蹲點搶貨是他們的常態。李峰更是用“躺著就能掙錢”來形容當年的紅火。“大概到2008、2009年，我們新七浦的商戶基本90%以上都是總代理了。”李峰說。

　　第一個階段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02年前后。隨著服裝生產規模增長，豐富品種款式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

　　第二個階段是2002年到2012年。隨著服裝工廠、服裝市場、服裝渠道的發展，品牌化成為行業主流。

　　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后。服裝生產能力初步過剩，人們對品質、品位、個性化的需求上升，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帶來線年，淘寶商城上線年，淘寶“雙十一”購物節誕生；2017年“雙十一”，天貓、淘寶總成交額達1682億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111月，全國網上零售額為64306.5億元，同比增長32.4%。網絡購物已經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拎著黑色塑料袋去服裝市場掃貨的日子已漸行漸遠。服裝批發市場開始走向衰落。

　　現如今的七浦路市場，人流早已不能與十年前相比。“不做電商等死”，有人甚至這樣形容互聯網帶給商戶的沖擊。

　　上海七浦路豪浦服裝城里，“慕邦”保安服專賣店的“少東家”王寬和妻子正忙著管理他們的天貓“慕邦旗艦店”。

　　從父母手中接過生意時，王寬就感受到了生意的局限性，“服裝銷售的范圍最多能到上海周邊地區。”為了拓展客源，2010年他在網上開設了旗艦店。

　　與父輩早出晚歸，不是在店里，就是在工廠的狀態不同，王寬靠一臺電腦，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將總銷售額做到2000萬元，如今已經成為七浦路保安服行業的佼佼者。

　　初次品嘗到電商模式帶來的甜頭，王寬和妻子感慨，“線上的各方面實在太驚人了，很多東西從沒有設想過”。

　　“舊批發是以三線交易為主，而新批發要讓物流和商流分離，現金、現貨、現場都發散分離。市場提供時尚發布、品牌打造等非實物交易功能。服裝專業市場從出賣商品到出賣服務，引領服裝的潮流、趨勢。”王先慶說。

　　線年的發展，我國的服裝專業市場在繁榮市場、帶動就業、發展地方經濟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流通分會統計，

　　隨著服裝產業轉移、產業鏈變化，廣州、北京等城市的一些市場在外遷。2017年，北京地區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動物園、大紅門等專業市場商圈基本完成了關停、騰退、搬遷、轉型工作。王先慶告訴本刊記者，目前服裝專業市場在全國范圍內的布局已接近尾聲，格局基本完成。并且，根據當前消費升級和技術升級所帶來的各種變化，整體而言，服裝專業市場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局面。

　　“服裝市場的使命和責任、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原來是工廠把貨送到這兒，下游的批發商來拿貨、看樣。現在的服裝市場負責品牌展示和時尚發布，人們來這里是為了了解服裝的流行趨勢，而買貨物可以通過網絡直接跟工廠下訂單。”王先慶說。

　　杭州四季青服裝集團開發了一個APP，利用大數據實現以新批發、新零售、新網供、新特賣為核心的產業互聯網轉型，依靠這個APP與全國各地的服裝批發商對接；廣州國際輕紡城推出了圖片搜索找布、網站分類搜索找布、微信求購找布等APP應用，解決了不同場景下采購商找布難題；而專為服裝批發行業打造的、旨在打通整個服裝批發交易上下游鏈條的

　　李峰告訴本刊記者，如今越來越多的商家開始注重品牌化發展。比如，廣州白馬服裝市場多年來積極推進品牌孵化，不遺余力地打造原創品牌，每年投入近500萬元進行品牌推廣。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流通分會會長夏令敏表示，當前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新定位是創新驅動的科技產業、文化引領的時尚產業、責任導向的綠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必然方向，而推動品牌建設則是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道路。

　　電商時代催生了一批勇于創新的人，他們不懼風險，觸網轉型；智能時代即將到來，激勵著更多的人勇于創新，打造核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