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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熱搜中全網祝福的復婚女主角，是一個自閉癥孩子的媽媽，一個NT女兒的母親，一位賣魚攤販的妻子。
因感情矛盾，黃靜波2019年和丈夫離婚，大女兒歸她撫養，小兒子歸丈夫倪金磊撫養。離婚不久，兩歲多的兒子倪好確診自閉癥。黃靜波舍不下兒子，每天帶他在北京和香河之間往返康復訓練整整兩年，全家靠丈夫殺魚賣魚為生。
歷經坎坷，2023年初，倆人復婚。這一正能量的故事傳播開后，得到全網祝福：“患難見真情”“這才是父母該有的樣子。”
除了復婚自帶的浪漫情調，受電視劇《狂飆》高啟強的影響，網友對賣魚的倪金磊也充滿了興趣，他們涌進黃靜波的直播間，看五大三粗的倪金磊麻利地殺魚；看黃靜波嘗試第一次殺魚，覺得他們的日子充滿了希望……
三八婦女節那天，我們從北京趕到香河，見到了黃靜波，聽她說起熱搜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這其中的一些心態和選擇，也許只有自閉癥孩子的父母才更明白。
香河是個小縣城，就在北京邊上，所謂的“北三縣”之一（指廊坊市下轄的三河市、大廠回族自治縣、香河縣），最出名的莫過于“香河肉餅”。
這些記者從成都、武漢、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趕來，大部分人需要先坐高鐵到邯鄲市，再打車到香河。黃靜波會按照記者到達的時間，分配出她接受不同媒體采訪的時間段，把他們熱情地引到家里，一遍又一遍講述自己輟學打工的經歷，同丈夫相識到結婚的過程，以及離婚又復婚的原因，講到傷心動情處，她總哭……
來采訪的人多了，黃靜波有點忙亂，一天三波，她不知如何安排；丈夫是個不善言辭的男人，有時會心情很好地配合采訪；有時話還沒說兩句話，就把天聊死了……
本來說好3月6日去，臨去的頭天晚上，倪金磊突然不愿意了，黃靜波見丈夫說話的語氣和臉色都不太好，沒敢多問原因，只說：“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但你們先別來了，等他緩兩天。”
3月7日，另一家媒體的記者直接去了香河，倪金磊剛開始沒同意采訪，但當天下午一進門就問：“記者呢？”于是又把記者喊來。那天晚上，倪金磊跟記者聊了兩個小時，黃靜波就帶著倆孩子出去遛彎。黃靜波說，這種長談從來沒發生在他們夫妻倆身上，“記者和我老公說的話，把我們一年的話都說盡了。”
這天晚上，黃靜波告訴我們：第二天可以來采訪了，倪金磊心情不錯。于是在三八婦女節這天，我們一早趕到香河，正想出發去倪金磊的魚攤時，他又告訴妻子：“先別讓記者來了。”
黃靜波不僅坦然接受有一個5歲多自閉癥兒子的事實，而且很智慧地利用直播平臺和媒體的報道，開始向外界展示他們家庭的日常，長遠來看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自閉癥，接納支持這一群體。另一方面，她希望紅了之后，能轉化成一些現實中的好處，小區的鄰居、平時的主顧、同城的百姓知道她的故事后，更愿意光顧她家的魚攤，生意多了好掙錢，掙了錢，孩子們才能有更好的生活，這是最實際的。
倪金磊老實本分、吃苦耐勞，魚攤是他從父母手上接下的產業。高中不上學后他就跟著父母賣魚、殺魚，守著這個攤位14年，沒有打過第二份工，甚至從沒有離開過香河縣。他對采訪的記者說“賺錢有什么難的？”賺錢就是每天早上起來上魚，上午把魚賣光，刨去成本，一天的收入就到手了，怎么會難呢？
倪金磊年過六十的父母是魚攤真正的主心骨。尤其是他的母親，至今每天準時出現在市場忙生意。母親每個月給兒子發工資，前幾年孩子沒確診時，一個月發5000元；后來康復需要錢，就每個月發1萬支持孫子康復。
從心理上講，包括倪金磊和兩位老人在內，都還沒有接受有一個自閉癥孩子的事實，覺得說出去丟人，也不愿意媒體過多報道他們家的故事。他們想不開：“這么倒霉的事，怎么讓我們家攤上了？”
與倪金磊的沉默寡言相反，黃靜波性格熱情外放，待人接物很有耐心。采訪那天，她給我們煮了小餛飩當早餐，老公天不亮就起床上魚，她一般六點半起床，收拾廚房、擦地、給倆孩子做早餐、再送他們上學，然后去魚攤給丈夫幫忙。
黃靜波是個苦命的女人。她今年32歲，從工作到結婚，一直都在治愈童年的創傷，她渴望親密關系，期待有人愛，夢想有一個穩定的家。
“小時候爸爸經常不在家，我對他的印象很模糊。八九歲時，他發病了，我和媽媽才知道，他得了抑郁癥。”黃靜波說。當時她對抑郁癥不太了解，只是覺得父親的脾氣突然變得古怪、暴躁，后來跟母親梳理這件事，才發現父親兩年前就有了抑郁的征兆，只是一直在壓抑自己的情緒。“他覺得自己生病了，不斷做各種全身檢查，當時家里也沒什么積蓄，錢花出去了，卻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后來父親出現了自殘行為，幻聽幻視，有一次還危及到了黃靜波的生命。“那幾年我都生活在恐懼的環境中，北京的出租屋只有十幾平米，很擁擠，我從來不敢把后背交給父親，不知道他下一秒會做什么。”黃靜波說。
黃靜波的母親意識到危險，她去女兒的學校，跪求校領導和老師，要是父親來看望女兒或者要接她出去，千萬別答應。“那天晚上，我爸就割舌頭了，他已經病入膏肓，被搶救過來就開始在安定醫院住院。那時我媽一個月才掙500塊，我爸一天的醫藥費就100多。我每天自己上學，我媽一邊上班一邊去醫院照顧我爸。”黃靜波回憶。
抑郁癥讓本就飄搖的家庭雪上加霜，黃靜波的班級組織看電影，每位同學交10塊錢，她拿不出來，是一位好心的老師幫她付的，這位老師很注意維護黃靜波的自尊，悄悄跟她說：“如果有同學問你為什么沒交錢，你就說交給老師了。”
“老師跟我說過一句話，‘你這輩子都不能想到『死』這個字’，當時我太小，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只回答她‘我記住了’。后來我生活中又遇到很多問題，也想到過死，但老師這句話一直印在我腦子里，拯救了我。”她說。
在北京的中學，她只念了半年，母親說，“我在北京養不了你了’，就這樣，黃靜波被媽媽送回香河，這個她倍感陌生的小縣城，跟姥姥在一起生活，沒有母親陪伴，沒有朋友，無人傾訴。
回老家那年冬天，黃靜波的父親就走了，怕她承受不了，過了很久消息才傳到黃靜波這里，她沒有見父親最后一面，他們這個不像樣的家終于散了。
上初一時，黃靜波還在北京，她學習成績好，甚至當了班長，評上了市三好學生。初一沒上完，她轉學到香河，陌生的環境加上父親去世帶來的打擊，她無心學習，也交不到知心朋友，甚至還有同學排擠她。
“我更多的是一個小透明，不敢跟誰多說幾句話，也不知道怎么保護自己，到初三后半年才調整好狀態，學習成績趕了上來。”她說。
中考時網上批發童裝衣服一手貨源，她差幾分沒有考上縣重點，就去了一所普通高中，在那里談了第一次戀愛，戀愛的對象就是倪金磊。
黃靜波對這段感情評價一般：“他第一眼看上去不是特別木訥的人，恰恰相反，特別張揚。跟他接觸久了我發現，他的性格和外表反差很大，我倆雖然早戀了，但維持了兩個月就掰了，實在是交往不下去了。”
兩人此后再無交集，倪金磊很快從高中輟學。高二上半年，黃靜波也不讀了，去了北京打工，那時她還有4個月才滿18周歲，招工時她就撒謊說，她滿18了。
到北京后，黃靜波一頭扎進服裝銷售行業，開啟了她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五年，像每一個北漂一樣，租最破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飯菜，但自己掙錢自己花，快樂又有尊嚴，甚至還能孝敬在北京的母親。
她最初賣運動裝，沒經驗，一個月才掙一千五六，從早上7:00一直站到下午5：00。盡管如此，黃靜波每個月固定給母親交600塊，拿去還爸爸看病欠下的外債，剩下的錢除了生活花銷就存起來。
后來她又換了一份女裝店的工作，底薪加提成第一個月就拿了5000多，給母親家添置了兩臺空調，那時她母親一個月才掙1000塊。因為記性好、會說話，她工資越來越高，經常能超過1萬塊。
“我媽也覺得挺驕傲的。”黃靜波自豪地說，轉而又有些失落，“后來我不上班了、結婚了，經常做夢都會夢到自己在北京賣衣服，夢到那個環境，我喜歡自己那個時候的狀態。”
期間，她還談了一個兩年的戀愛，兩個人甚至開始計劃到香河買房子，他們去看了房，交了定金，男方答應會在房本上寫她的名字，眼看著黃靜波就要結束她波折流離的人生有一個家了，但最后付款那一刻，男方卻退房了。這段感情無疾而終。“我也不清楚到底為什么，我們沒有談明白就分手了。”
那一年，感情受傷的黃靜波放下掙錢的念頭，休了假，帶著失意回香河老家療傷。“很久沒回來了，也沒什么朋友。”那天，她用了手機“搖一搖”功能，想找找周圍熟悉的朋友。沒想到，就搖了一下，把倪金磊搖出來了。
當時的黃靜波苗條身材，滿臉膠原蛋白，因為工作原因每天化妝，精致十足，早就不是六七年前那個跟倪金磊談戀愛的土妞兒了。
“我當時剛受完情傷，屬于一個想結婚的狀態，這句話正好說到我心坎上。”她說。當時倪金磊不僅是說說，他帶黃靜波去看了剛裝修好的新房，這是城中村拆遷補償的，不用還貸，寬敞明亮，只缺一個女主人，一切都那么剛剛好。
“我當時處于無家可歸的狀態。我從小跟著父母在北漂，父親生病后住在姥姥家，結婚前住在二姨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家，當時覺得有一個房子就叫家了。”黃靜波說，她根本來不及了解，五年未見的倪金磊到底是不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2013年，倆人領證結婚。2014年，女兒出生，健康漂亮（本來懷的是雙胞胎，但另一個孩子孕檢查出不太健康，只得減胎）。2017年，兒子出生，湊成一個“好”字。
婚后，黃靜波回歸家庭，專心養娃，期間短暫地開過一個童裝店，但因疫情關門了；倪金磊每天殺魚、賣魚，日子表面平靜如流水，底下卻波濤洶涌。
黃靜波懷女兒時，妊娠反應嚴重，但倪金磊因為魚攤的生意，常常不在家，黃靜波一人挺著孕肚承受懷孕的辛苦，老公則住在鄉下老房子里，照顧魚塘里的魚。
“因為從小的經歷，我一直很要強，不會撒嬌和示弱，能自己解決的問題就不告訴他。而且我對他過度關愛，導致他沒有主動參與到家庭事務中，他自己都說，我太包容他了。”黃靜波反思。
與經歷曲折，在北京闖蕩多年的黃靜波不同，倪金磊就像一張白紙，他18歲就在魚攤賣魚，雖然也很辛苦，但始終都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中，沒有經歷過人生低谷，除了兒子的事，他覺得生活中再沒啥可操心的了。
“有事他會跟他媽說，但不會跟我溝通，我試圖跟他溝通，但得不到回應，他總在逃避問題，從來不把心里的想法說出來。后來我就給他發微信，長篇大論跟他解釋、講道理，他會直接刪掉，最后我也不想溝通了。”
“他不想離，有點要挽留的意思，各方面表現都很積極；我也知道他本質不壞，沒有對他徹底放棄希望，加上疫情爆發，到處封控，我不能出去找工作，所以我們雖然離婚了，但沒有離家，依然在一起生活。”黃靜波坦言。
當時兒子倪好剛2歲，家人慢慢發現孩子有點問題，跟他說話沒反應，臉上也沒有笑容了，到了兩歲半，連雙腳跳都不會了。
2020年7月，黃靜波帶兒子到北京兒童醫院檢查，最終確診自閉癥。當時癥狀還不太嚴重，黃靜波滿心以為干預一段時間會越來越好，她和老公把各自的金項鏈都賣了，拿去給孩子交學費。她每天從香河開車到北京的康復中心做訓練，車程往返三個小時，一個月干預花費1.3萬，算上家庭日常開支，總計2萬。
干預到3歲，倪好不但沒進步，反而退化了。本來會說的一點話突然不說了，認知也開始倒退，還出現了嚴重的睡眠障礙、挑食。
“最悲觀的時候我想，跟兒子一塊走算了，心里盤算著是不是還能給我閨女留點錢？我又想怎么才能擺脫這種責任呢？”黃靜波胡思亂想。
疫情期間兩年斷斷續續的干預，花掉這個家庭20多萬，最焦慮時黃靜波胖到150多斤。到四歲多，干預的作用加上倪好自身的發育，他的進步逐步明顯，尤其是認知能力的發展，他理解和表達的東西越來越多：去超市會提出讓媽媽買想吃的東西；讀繪本能推理出人物間的關系；情緒也越來越好，媽媽說的話能聽懂，也能基本執行。
后來因為疫情的影響，北京沒辦法去，家里的經濟也難以支撐。黃靜波開始自學干預，每天在家里教孩子說話、唱歌、拼圖。
三年，因為對兒子的愧疚、不舍，也因為無法到外面找工作掙錢，黃靜波都沒能下決心離開這個家。倪金磊每天仍然是進魚、殺魚、賣魚，夫妻倆各盡其職，維持著這個家。
兒子確診時，正趕上黃靜波的童裝店倒閉，她賠得血本無歸，手里一分錢都沒有，出于對兒子的愧疚、要強個性讓她走上了瞞著丈夫借債干預這條路：刷很多張信用卡，拆了東墻補西墻。到2022年底，她借的錢達到15萬，遠遠超出償還能力。“當時要有人說，拿走我一個腎給我20萬，我會毫不猶豫讓他拿走。”
負債的日子過到2022年底，有一天，倪金磊突然提出復婚，正好黃靜波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出于坦誠，她這時才把欠錢的事告訴丈夫：“如果他還愿意，我們復婚后，這筆債務就得夫妻共同承擔。”
約定好這一共同目標，2023年1月30日，離婚4年后，兩人第二次到同一個地方領取了結婚證，重新走到一起。“沒有那么多浪漫，都很實際。”她說。雖然丈夫不是理想中的愛人，但沒有吃喝嫖賭的惡習，本質不壞，也吃得了苦，他們夫妻倆都是1991年生人，是那條街上最年輕的賣魚人，唯一的一對90后。
她對丈夫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夠再成熟一些，早日撐起魚攤大大小小的事情，為一家三口的未來努力籌謀。
現在5歲多的倪好進入了一所幼兒園融合，每天上半天課，下午由媽媽帶著在干預、生活。黃靜波計劃兩年后把倪好送進普小融合，要實現這個目標，倪好在安坐、規則意識、情緒穩定上，還需要加強練習。
他們的大女兒今年上小學三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基本不用輔導作業，因為家庭的變故，她懂事得讓人心疼，可以自己做飯、照顧弟弟，看到媽媽哭，會跟媽媽說：“媽媽，我以后不結婚，不找男朋友，也不生孩子，就照顧弟弟。”
“她也要有她的生活，弟弟不應該成為姐姐的負擔，我就告訴她，‘爸爸媽媽會努力賺錢，以后肯定會保證弟弟的生活，也會保證你的生活，這些你都不用擔心。’”
現在，倪好送到幼兒園后，上午的時間黃靜波就去魚攤直播、學習殺魚，給老公幫忙。年輕時她總在漂泊，逃離那個不幸的原生家庭。現在，她的未來固定在了這個魚攤上，無法像戲劇舞臺上的娜拉一樣摔門而去，追尋外面的世界，得失之間，她已然做出選擇。
